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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的專輯是：「民主社會如何可能？二十年台灣經驗的反省」。希望對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，有進一步的理解，也希望社會學的研究，對民主政治有所幫助，並對台灣的民主實踐進行反省與展望。本期還有「藍綠之外」專欄，對紅衫軍和野草莓學運作了紀錄和檢省。另外，台哲會的徵文活動，也以「政治與道德」專欄呈現兩篇入選作品。本期的訪談人物是擺盪在文學與科學之間的蝴蝶人吳明益先生。本期還有對四川大地震的人文關懷、探討西藏問題、金融大海嘯的啟發等，均為去年國際上的大事。

必要的民主：他─我對抗還是你─我平等？
錢永祥

一、
上個世紀的美國神學家尼布爾，說過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：「因為人類能行正義，民主才有可能，不過人類又好行不義，所以民主方有必要。」

這次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的論壇，針對台灣二十年民主實踐的經驗，想要進一步探索民主社會如何「可能」。這是一個嚴肅真實的課題：確實，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能，依賴於很多複雜的人性、社會、歷史、以及文化方面的條件，不是藉教科書上臚列的制度（例如定期選舉、例如多黨政治）本身就可以竟其全功。換言之，民主政治必須寄身、存活於某種民主的社會生活中。

可是在追問「民主社會如何可能」的時候，我們似乎假定了「民主」本身的含意已經很清楚明確，問題僅在於創造、補充所需要的現實條件，來幫助它的實現，從而關於「民主」含意的深入討論便顯得次要。這是一種過於樂觀的想法。其實，民主之所以不能簡單的界定，原因正在於民主並不僅是一套定型的制度或者狀態，更是一種人類群體之間互動的方式。民主制度為這種互動提供了大致的路徑，可是互動的意義、方式、結果、以及目標，並不會由制度的路徑所完全決定。下面所述台灣既有民主經驗的特色，會進一步彰顯這一點。

筆者因此臆想，如果在「如何可能」之外，我們也追問民主「何以必要」（雖然這裡已經完全離開了尼布爾的論述脈絡），那麼由於「必要」乃是相對於特定的政治課題而言的，民主本身的含意便可以「問題化」。既然課題乃是具體而特定的，那麼在認定民主對於解決此一課題乃是必要的途徑時，就不免需要說明，民主何以具有這種能力，從而我們便不得不對「民主」在這個課題脈絡裡的含意有所反省。在今天的台灣，當民主一詞的意義已經浮泛臃腫而無所不包之時，這種提問更有其現實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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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追問「民主何以必要？」，首先便需要說明，相對於甚麼課題，民主是必要的？我們希望實現民主，是因為這個社會中有些嚴重迫切的問題，除了民主，其他途徑均無力處理解決，所以民主是必要的。那麼，解嚴二十年之後，當政黨政治至為發達、政權已經二次輪替、大致公平的選舉無年無之、五權分立與司法獨立、媒體自由等等也都接近實現，台灣社會還有甚麼問題，是非民主不足以解決的？

對這個問題，每個人的回答不會一樣。有人會說建國未成，有人會說主權流失，也有人會說金權猖狂、人權倒退、文化霸權宰制依舊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但無論所指認的問題是甚麼，繼續主張民主的人，都有義務說明，一方面，為甚麼民主原本便旨在處理他所關切（或者憂慮）的問題，以及另一方面，為甚麼他所謂的民主有助於建國、伸張主權、維護人權、追求進步價值等等。坦白說，在這兩個問題上，似乎還難以見到足以服人的說詞。

筆者想要改弦易轍，捨教科書而回到台灣現實，指出台灣的民主受到其歷史課題的影響節制，業已發展出了一種特殊的內容。在過去，這種民主觀曾經激起過龐大的道德能量與動員效果。可是隨著課題的物換星移，這種以對抗為主調的民主，卻無力處理台灣當前最大的政治課題。這時候，我們面對的選擇是：民主還必要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我們就必須修正、拋棄台灣民主在內容上的歷史包袱。